77岁的杜爹爹出院整两个月了。他亲自下厨做了武汉风味十足的四道菜：粉丝鸡汤、鱼头千页豆腐、清炒小白菜、五花肉炒辣椒。谁能想象，这位家住在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社区的居民，曾经是生活不能自理、吃饭靠喂、上洗手间靠搀的重症患者。杜爹爹重获新生，得益于中医药抗疫的“武昌模式”。

　　新冠疫情期间，武昌区率先在社区大面积发放中药，探索并形成了以“中药通治方+社区+互联网”为核心的“武昌模式”，即中医药从预防、治疗到康复全链条干预，筑起防控疫情的“防火墙”。数据显示：1月28日，武昌区隔离点疑似病例确诊比例高达90%以上。2月2日实行隔离点中医药干预，2月6日确诊率下降到30%左右，3月5日下降到3%左右。

　　药方：从“漫灌”到“滴灌”

　　1月24日晚6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从北京到达武汉，一下火车就感觉到明显的湿冷。入住宾馆后，他没开空调，打开窗户，然后出门在小雨中走了一个多小时。出于职业习惯，他要体验一下当地百姓的气温环境。同时，他特意查看了武汉的天气，1月份的20多天有16天下雨。当时，仝小林担任新冠肺炎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1月25日，到达武汉第二天，仝小林和团队去金银潭医院查看住院患者。第三天，仝小林去武汉第一医院的发热门诊，门诊人满为患，患者排着长队等候。有人从早上5点一直等到中午还没看上病。患者看到仝小林，就拿着片子让他看，拽着他的衣袖不让走。

　　这一幕幕场景让仝小林非常心疼。但面对大量患者，靠医生一个个诊脉开方，是不现实的。特殊时期，怎样才能让每一个患者都吃上中药，阻断疾病向重症发展呢?仝小林陷入了沉思。

　　中医治病，首先要抓住核心病机，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核心病机的确定更为重要，否则药不对症，事倍功半。通过一线诊疗，仝小林发现患者多有咳嗽发热，食欲不振，乏力、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故而对新冠肺炎有了两个明确的病位定位，一个病位在肺，一个病位在脾。肺和脾都属“阴藏”，内外双重的寒湿状态破坏了人体内环境的平衡。从中医的角度，仝小林给新冠肺炎命名为“寒湿疫”。

　　核心病机一旦确定，仝小林与当地专家团队联合研究了一个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通治方由槟榔、煨草果、厚朴、苍术、生麻黄、杏仁、羌活等20余味中药组成，大的原则就是宣肺化湿、解毒通络。

　　考虑到疾病的演变和病程变化，仝小林在通治方的基础上做了一个“九加减”，就是根据9种不同的症状，对通治方进行加减。如此大面积发药，“九加减”增加了制成颗粒剂的难度。仝小林经过深思熟虑后又改成了“四加减”，即根据主症的不同，拟定出分别针对发热、咳喘、纳差、气短乏力等症状的4个加减方，与主方合并使用。以发热患者为例，如果患者吃了三天通治方后，发症状热改善不够明显，医生可在通治方上加用甲方，整体加重麻黄和石膏用量，还增加柴胡和芦根，以达到退热效果。

　　通治方在抗疫中的应用，并没有违背辨证论治、一人一方的传统，而正是辨证论治灵活性的具体体现。关键是能否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抓住抓准核心病机和传变规律，形成有效的通治方。有效的通治方是“武昌模式”的核心。

　　“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最贴近辨证论治、一人一方的做法，尽可能做到精准用药。”仝小林说。“大水漫灌”加“精准滴灌”，同病同治加辨证施治，应对新发传染病，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得以彰显。

　　社区：从上转到下沉

　　武昌区拥有125万常驻人口、144个社区，当时形势非常严峻。1月中上旬，武昌区发病率排在武汉市第4名，1月下旬则一跃成为全市发病率第1名。武昌区确诊感染人数在不断增加，密切接触者人数成倍增加，潜在感染人数绝非少数，社区还有大量发烧、疑似患者和轻型确诊患者没有得到有效救治。如果不加以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面对井喷式的暴发，武昌社区医疗的承载力面临巨大考验，迫切需要释压。

　　武昌区水果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之平介绍，中心服务人口8.6万人，只有4名中医师，人均服务居民2万人以上。其他社区中心配备的中医师一般在9人以下。再加上患者不信任基层医生，大量居民挤向大医院，造成了医疗挤兑。

　　“病床、医生、防护物资等短期内稀缺，西药效果也不明显。”武昌区副区长向悦说，当时想也许变不出病床，变不出医护，变不出防护物资，但是可以让患者吃上中药。

　　“轻症和疑似患者能不能在社区治疗，从而减轻医院的压力?社区如果能把那些轻症甚至疑似患者控制住，医院和发热门诊的压力会大大缓解，否则，这些患者一旦发展成为重症都必须住院的话，再多的医院也不够!切断疫情源头，社区是第一关。”仝小林说。

　　1月29日，仝小林向武昌区政府和湖北省中医院提出共同开展社区中药防控的提议时，三方一拍即合，马上行动，从源头做起，从小火苗扑起，控制住疫情的发展。

　　2月2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前线总指挥部和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决定：尽快在社区发药，让每一个社区的居家患者吃上中药。由政府签发文件大面积发放中药治病救人，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

　　武昌区副区长向悦马上协调“九州通药业”按武汉抗疫1号方连夜熬制了27000袋汤药，配送到了武昌区所有的隔离点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在社区大范围免费发药。27000袋中药对于当时的武昌社区，无疑是杯水车薪。武昌区紧急向江苏连云港市求援，连云港康缘药业3天内生产1号方及4个加减方约4.2万人份14天用量的中药颗粒剂，全部赠送武昌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大量的通治方颗粒剂运往辖区隔离点，通过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封控小区内的健康居民免费提供通治方，筑牢疫情“防线”，抑制了疫情的蔓延。

　　从上转到下沉，社区发挥了桥头堡的作用，形成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强大力量。仝小林说，“武昌模式”是在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常态化医疗体系供应不足的时候，发挥社区作用，用中医药进行防控，使疫情防治的关口前移，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从而降低转重率、死亡率。

　　看病：从上门到上网

　　仝小林对流行病的中医诊疗有一定经验。上世纪80年代读博士期间，就跟随国医大师周仲瑛治疗流行性出血热，2003年在中日友好医院参与SARS救治，担任中医、中西医结合组组长。但这次社区大范围发药，一旦整个病性判断错了，病方用错了，人命关天的事儿，仝小林心理压力还是很大。在决定大范围发药后，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患者服药后的反馈;二是中医师用药指导。

　　2月2号23时，仝小林拨通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医药数据中心主任刘保延的电话。

　　“仝院士跟我讲了他的想法，希望搭建咨询平台对接全国的中医医师，让武昌区用药的隔离人员，发热、疑似和确诊患者能够通过网络，实时反馈用药信息，得到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建议。”刘保延当晚就开始行动，从App开发，到医生招募，再到随访流程设计，数据接入，数据分析，确保万无一失。

　　2月3日，1号方开始发放使用。用药者通过扫描印在通治方包装上的二维码，填写病情和用药情况，生成病例日志。志愿者通过电话或微信询问并记录他们病情，依据志愿者反馈的情况，一线医生对用药者的情况做出判断并及时进行用药调整。

　　“我们采取‘临床科研一体化’策略，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技术支撑下，将国际上通行的‘患者结局注册登记’与自愿者主动随访相结合，以患者的救治为先，但同时将服药以后的变化准确、完整收集，及时反馈前线进行处理。严格审核每一位志愿者的执业资格，并制定了志愿者工作服务手册，要求他们严格参照执行，以保障良好的服务。”刘保延透露，为了确保远程用药指导贴近一线救治实际，他们和前方专家保持密切联系，在手册中尽可能列举了用药者可能提到的问题，并附上经前线专家认可的解答，为志愿者提供参考。

　　“对于居家隔离用药的患者来说，由于无法及时联系到一线医生，他们容易焦虑恐慌。通过电话与App的远程交流，他们不仅可以得到专业指导，还能在沟通中缓解焦虑、消除恐慌。”刘保延说，及时的信息反馈能起到很好的预警作用，一旦发现用药者有病情加重的倾向，志愿者会第一时间对接前线医生介入治疗。

　　截至3月5日，1号方的应用已见成效，3698位发热、疑似和确诊患者服用后，其中90%以上的发热、咳嗽、咳痰、乏力、气短、情绪紧张、纳差、腹泻症状就已经消失。发热患者的平均退热天数是1.74天。刚开始发药时，社区当中观望或拒绝领药的人不在少数。随着药效的显现，领药的人越来越多。

　　截至3月25日，扫描二维码进入APP注册登记管理的隔离人员12051人，其中服用1号方的4579人，完成病情日志27884份。其中由于服药后不舒服停服药的只占记录的7.85%。参与随访的医生自愿者达690人，累计协助患者4571人，与患者电话沟通3万多次。

　　武昌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王辉说，从开始发放药品，经过14天，确诊人数出现断崖式下降，并维持在低位水平。对确诊轻症和疑似患者中药干预治疗作用明显。重症患者的死亡病例逐步下降，并保持低位水平。

　　一项回顾性分析显示，武昌区确诊轻型、普通型721例，其中1号方组430例，对照组291例。从新冠肺炎病情加重率来看，1号方组为0例，对照组为19例(6.5%)。

　　“武昌模式是武汉抗疫前线出现的一个奇迹，并在武汉市乃至湖北省范围内得到认可和推广。”向悦说。

　　刘保延认为，“武昌模式”是一种数字中医药模式，是通过大数据、互联网让中医药服务变成数字化医学，是中医药防控传染病现代化的一次探索。

　　“中医药第一时间介入，对整个疫情的控制至关重要。”仝小林说，面对新发、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武昌创造了中医药参与社区防护的全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