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医的发展历程，彰显着党领导下中医药事业的特色与优势，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一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是中医药事业兴旺发达的坚实基础，灿烂中华文明孕育滋养的中医药，正以崭新的面貌与蓬勃的朝气走向未来。

中西医的结合路径探索，是近代以来中国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理论命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极其重视中医药在医疗卫生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倡导“中西两法治疗”。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参观井冈山茨坪的红军医院旧址时感叹：“井冈山是革命的摇篮，也是中西医结合的摇篮。”

在党的支持、重视下，中医药在革命根据地和边区得到充分应用发展，在医疗救治、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医药政策制定奠定了实践基础。

除红军较早建立的茨坪医院外，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川陕甘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等红区医疗卫生机构里，都不同规模地设有中医药科室，利用中医药“简便廉验”的特色，广泛应用中草药救治伤病员，中西医两法治疗，对于当时物资、药品缺乏的革命队伍伤病救护，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地的中医药医疗应用的成功，是立足中国工农红军队伍结构、艰苦的医疗卫生条件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医药实践的疗效优势与群众基础，在不断探索特殊环境下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断完善对中医药认识过程中，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

193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定位上升到理论高度，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全面、系统审视传统文化，辩证地思考文化遗产的意义与定位，面对在根据地区域存在的中西医互不信任、互相质疑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关于卫生工作的决议中强调：“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使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逐渐科学化。”中医科学化的命题较早地正式提出。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强调中西医合作：“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这段论述充分蕴含毛泽东尊重社会实践、从实际出发的哲学思想，否定了空泛、无意义的理论争议，并积极促进中西医结合。边区领导林伯渠、李富春对这一理念也有较深入的阐发，李富春明确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

具备清晰的定位后，中医药科学研究也如火如荼展开，这一时期建立了边区中西医研究总会、边区保健药社及卫生合作社，并且在制药厂的建设中，研发生产了大量的中成药制剂。值得注意的是，针灸医学也得到重视和发展，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授、外科专家鲁之俊虚心向中医针灸大家任作田学习，1945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针灸治疗的初步研究》科研文章。后来晋察鲁豫军区的工作中，鲁之俊为代表的“西学中”医家大力推广针灸技术，为刘邓、陈谢大军挺进大别山军事战略的医疗保障做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事业条件极其落后。针对这一现状，毛泽东在1949年接见出席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的代表时说：“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的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握中医药的人民性、实用性特点，将中医药定位布署于卫生事业的整体发展之中。但当时一些卫生部门管理干部，并未从这个角度深刻理解中医药事业的全局性与重要意义，对于执行支持中医药发展政策态度消极。对此，毛泽东再次强调反对卫生行业内部的宗派主义。1954年毛泽东指示：“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从“民族自信”的角度定位中医药。

在此背景下，中医药在建国初期的短暂时间，迅速走上制度化、规范化与科学化发展的道路。50年代初，全国各地普遍开办了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1956年4月，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工作的指示》，为现代中医师承制度之始。1956年8~9月，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市分别成立中医学院并开始招生，周恩来亲自签发院长任命书，开创中医药高等教育先河。1958年，全国掀起了“西学中”的热潮，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正是那时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同时参与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西学中”“中医药师承制度确立”“中医药高等教育建设发展”三个号角奏响着中医药创新与现代化发展乐章。

在此期间，毛泽东发表“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论断，“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从惠及世界的医学、文化遗产定位中医药，至今看来仍有先见之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医药的支持仍然一以贯之。1978年，“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出台，特别强调要抓紧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邓小平亲自在文件上作出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中医药与传统医药发展有了根本法的保障。1986年12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发展中医药第一次有了专门行政机构。1997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要认真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又要勇于创新，积极利用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现代化概念被广泛接受，成为新时期中医药发展的主题。进入新世纪，在抗击“非典”疫情、实现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中医药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明确提出“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中提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一重要论断，从科学与文化两个方面，阐明中医药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2016年12月6日发表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是中国政府首次就中医药发展发表白皮书。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实施，地方性配套法规相继出台，中医药发展有了坚实的法制保障，从官方到民间，中医药的认同与接受度持续提升。

中医药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局面，在重大历史机遇期，新时代中医药发展深刻地阐释“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与“疗效自信”。新时代背景下关于中医药的方针政策，对中医药面向现代化与未来指引着方向与道路。

文化自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价值论述精炼的总结。对于中医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他将中华文明与中医药的根脉性关系精要阐发，对中医药作为特殊的历史遗产、文化载体的价值功能清晰指明。

对“守正创新”的根本遵循，符合中医药学科规律与文明文化传承规律，是中医药发展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断，体现了对中医药发展的理论自信。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今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南阳市考察时指出，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中西医并重”“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主题辉映着当代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进程，“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再次得到深化。

疗效自信是中医药最本质的优势。近代以来，错误的理论偏见，让很多人对中医药疗效评价，始终带“有色眼镜”观察。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二〇五所社区中医馆时说：“开设中医科、中药房很全面，现在发展中医药，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们自己也喜欢看中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简便廉验”临床特点的切身体验。

2020年，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阻击战中，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医药全面参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2020年3月下旬，据中央指导组成员、中医药局党组书记余艳红介绍：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超过6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在今年5月开始的广州疫情中报告：送院治疗的153例感染者中，有118例采用纯中医药治疗，比例超70%，广东的专家认为：对Delta变异株新冠肺炎，中医药疗效依然可观。中医药的疗效不容置疑，在海内外受到广泛的认可和高度评价。新冠疫情防治，彰显了中医药的临床优势，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促进中医药发展政策的前瞻性与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的高度、人民的角度为中医药不同时期的发展创造条件、扫清障碍、提供遵循，这是数千年中医药发展长河里值得被载入史册、浓墨重彩记录的一笔。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医药发展无从谈起。事实证明，党领导下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史，是中医药乃至中华优秀文化的复兴史，是中华文脉传承过程中辉煌、璀璨的一部奋斗史。